作家邬霞获颁深圳青年文学奖的时候是39岁，早已不算青年了。她14岁来深打工，16岁躲在工厂宿舍的铁架床上用笔写作，25岁收获关于她的报道《打工妹痴迷言情小说，手写300万字》，那是16年前的都市报风格。如今，她所有工作过的工厂都已消失，要么倒闭，要么迁去了东南亚。倒是居住的地方，距离打工的第一个工厂，直线公里。
离获奖又过去了两年，如今她41岁了，一晃27年，从童年到中年，与其说她一直客居深圳，倒不如说她一直待在宝安区西乡街道一个半径不过两公里的圆内。她当然搬过家，从步行范围内的一个城中村搬到另一个。上一套房子就租了二十年，她在那里成为打工妹，又变成打工作家，进厂又离厂，结婚又离婚，生下两个女儿。直到两年前，深圳轰轰烈烈的城中村改造工程，要将他们居住的简易楼提升成白领公寓，才被迫搬离——她当洗碗工的母亲，用一个小推车，把全部家当以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点挪，所以也搬不远。
我们约在共乐社区的栅门前相见，后者是疫情时代的产物。共乐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，贴面而立的握手楼，最低五层，最高十二层，如同苦夏之人垒起的积木，满是漫不经心之貌。握手楼的夹缝之间是仅容一人穿行的阴暗小巷。正值午后，四通八达的小巷里行人匆匆，电单车、三轮车穿梭往复，整个共乐社区就像一只懒洋洋趴在地上的巨型章鱼。
邬霞的家还在城中村更深处，需要左转再右转，拐弯再转弯。她说那么多的快递员，只有一位能准确无误找到她家，因为那位自己就住隔壁。
这是我们约在栅门相见的原因。邬霞个子瘦小，扎一根马尾，穿一件半新不旧的T恤，后来才知道，那是她母亲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。没有打工之后，邬霞一直待在家里，只剩下写稿卖钱，于是可以想见她的穷困潦倒。她将城中村搬家的经历写成了一篇《深圳搬家记》，极尽困窘之苦，投给了由深圳市举办的第七届打工文学征文大赛，荣获优秀奖，我们见面时刚刚领到200块奖金。
我在网上搜索了这个征文比赛，有些好奇这个时代都会产出什么样的打工文学。其中，小说类金奖确乎颁给的是一位有着打工经历的作者（虽然后来他开了十年工厂），大概是因之与时俱进，他的小说主人公不再是工厂仔，而是商海沉浮的老板。邬霞参评的散文类金奖则颁给了一位曾经的晚报记者，如今的某地作协副主席，散文名是报社所在的地址。
打工文学已经不流行了，邬霞说，现在流行的是送快递送外卖的作家，大家不说工厂的事了。这也是怎么回事她的书卖不好。
宽泛的说，送快递送外卖也是打工，但在当代史上，确乎有那么一段时期，“打工”是与“进厂”联系在一起的。那是属于前三十年的旧事，一代代中国人离乡背土，组成被社会学家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迁移运动，目的是为了来到东南沿海，换一套工衣，进厂打工。其间的中心，自然是深圳，最为壮观的工厂丛林在此拔地而起，又以彼时还处于关外的宝安、南山为最。工厂流水线生产成千上万种商品，也流水线一般制造男工女工。那是“世界工厂”勃然而兴的时候，有多少荣耀就制造多少痛苦，14岁的邬霞离开四川盆地，辍学打工，不过是期间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例子。而文学也就此而生，只要打工仔打工妹拿起笔，因为痛苦是文学之源。1991年，“打工文学”的提法首次在深圳文坛出现，到了邬霞这，她已经被划为了第三代打工作家。
许多年前，在另一个深圳的城中村，我也曾经寻找过一位第三代打工作家的蛛丝马迹。那是一位名叫许立志的工厂诗人，曾将工厂的螺丝形容为“铁作的月亮”。在他跳楼自杀后，我去了他寄居的城中村，去了他跳楼的大厦，还去了他的乡间老家。我至今都记得，他的老父悲伤地说，许立志辞工后，想去深圳书城工作，为此还写了自荐信，“但他一开始就错了。他太年轻，看不懂。书城是卖书的，他只想去看书。”
后来，一家出版社为包括许立志、邬霞在内的六位打工作者各出了一本诗集，活下来的几位还一起参演了纪录电影《我的诗篇》。在我的印象中，那几乎是深圳“打工文学”最后的高光时刻。如今，就像邬霞所说，工厂叙事让位给了送快递送外卖的零工经济，她曾经深恶痛绝的工厂都消失了，南山区成了高科技产业的代名词，宝安区的房价也涨上了天际，倒是深圳，常住人口在今年首次录得负增长。
这也是为什么，看邬霞的书总会产生一种遥远之感，就好像看见撕下的日历。而她的书也确实卖得不好。她一共出版了三本书，第一本不必说了，是西乡街道办的扶持项目，并未公开发售。她有一位宗亲出钱加印了200本，在宗亲大会上广为发送，但结束时才发现，宗亲们只是将她的书丢在酒店里。第二本就是诗集，出版社说销量超过5000册就有版税，她到现在都没收到，那就是没有卖到了。去年，邬霞出版了第三本书，是一本非虚构文集，将工厂往事与一家人的深圳故事融为一体，就我的观感而言，是三本书中写得最好的。但一位搞音乐的年轻人自告奋勇拿了100本去卖，回头就跟她说，姐姐，没想到这书比我的专辑还难卖。另一位打工作家和她交流经验，说卖书难过卖猪肉，她深以为然。
我看到一张张疲惫的脸，个个都昏昏欲睡……总查朱桂花是个重庆女孩，二十岁，很开朗活泼，她想打瞌睡，直叫：“妈妈，妈妈，我的妈妈。”江西女孩冬梅和她年纪一般大，性格相近，笑着说：“你妈妈在家里，听不到。”朱桂花说：“我妈妈在家睡得正香，她不知道她女儿有多可怜。”
有一次到了休息时间，包装部大多数人齐声趴在台面上，客户见了，问是不是工人们得了病。
我跑到冲凉房里攀上了窗户，想做一次自由落体运动，那一刻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妈妈很快追了过来，用力把我拉了下来，她吓得脸色惨败。
要说一点期待没有也是假的。第三本书的出版邀约是疫情正烈之时，共乐社区常常凌晨突击封闭，许进不许出。有一晚也是这样，听说社区要封了，邬霞拉着大女儿跑去栅门边，她的当洗碗工的母亲还没有下班归来。远远地母亲来了，看见要封锁，掉头就走。她担心第二天出不去，要耽误上工。她朝邬霞喊，我不进去，不然上不了班。邬霞喊，你去哪里住？没有睡的地方。妈妈说有的，电影院那里，她要露宿。就是这时，邬霞脱口而出，我要卖书了，说不定卖得好。
第三本书虽然还没拿到版税，倒是也带来过一些收入，宝安区文联有奖励政策，每一个定居宝安的作者出版成功，都能拿到5000块奖励。这是她要告诉我的另一件“趣事”：当时正值她的两个女儿新学年要开学，因为没有深圳户籍，要入学就要办租赁合同，但房东甚至不和她见面。一位共乐社区的网格员告诉她，他有办法，不过需要5000块。于是，钱还没捂热，就又进了别人的腰包。但网格员拿钱不办事，微信不回电话不接。一位保安听说后，不屑地说，那个毛肯定把钱输掉了啦。她慌了神，打市长热线，第二天街道上门了解情况，问事情经过，纸笔记录。先是她的妈妈说，说着说着她就哭了。然后是邬霞说，说着说着她也哭了。
“我心里想，她不应该哭，不应该在他们面前展现这么弱的一面，也没什么用。没想到过了一会儿，我的眼泪也下来了。”邬霞哈哈笑起来，好一会儿才停歇。我想，这就是发生在邬霞身上，打工作家和文学的故事。
邬霞的家在小巷深处，用围墙围起来的一栋二层小楼，月租3600元，她和父母，以及两个女儿住在一起。平心而论，能以这个价位在城中村租到两层小楼，换得一家团聚，可谓物美价廉。就像她说的，房租不贵，是我们没钱。
但小楼当然也没有看上去那么好，二楼房顶漏风漏雨，又因房间狭小升温极快，偏偏深圳的夏天既热且久还有台风，在那里待下去考验人体极限。于是，她们一家人都挤在一楼的唯一一间卧室。里面硬塞下两张床，她的父母一张，她和两个女儿一张，两个女儿睡床头，她横躺在她们脚边。但一楼也没有那么安全，有一天早上，她起床给两个女儿倒水喝，回到卧室，发现床上一块石灰，天花板裂了。大女儿向她报告，石灰砸了妹妹的脸。她一看，小女儿头发缝里都是石灰。
当天下午，物业就带工人来检查，承诺维修，同时告诉她，房租要涨了，还续租不？
辛辛苦苦一个月，钱都给了房东。这里特指邬霞妈妈的工资，邬霞没工作，稿费只能说聊胜于无，按时交租都要仰赖65岁的母亲。
这栋小楼处处可见邬霞母亲李金秀的痕迹。客厅里四个电风扇，她捡的；存放女儿作家培训班结业证书、打工文学获奖证书的柜子，她捡的；吃饭的茶几，坐的塑料凳，也是她捡的。邬霞的T恤、裤子、耳环都可以交给她承包，今年端午节，她捡来一家人吃的粽子。在这个丰裕的社会，人们对舍弃有多么随心所欲，李金秀捡回来的东西就有多么无所不包：她捡过两只乌龟，可惜被老鼠拖走了，她又捡回来一只兔子，每天喂它吃剩饭。
进到房间，我瞥见了一本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》，正讶异于打工作家对阅读风尚的敏锐，邬霞就说，妈妈捡的。
李金秀每天在餐厅洗碗九小时，上午八点到中午十二点半，回家休息，下午五点前返工，晚上六点干到十点半。她捡垃圾的时间都是放工后的深夜，拉着小推车穿行在附近的大街小巷，没用的卖掉，有用的带回家，有时就要捡到凌晨三四点，回家眯上几小时，新的开工日又开始了。
邬霞说，母亲有时就会很失落，毕竟她已经老了，本不应该再打苦工，都是自己没用。最近她发现，母亲似乎变矮了，她的驼背更严重了。李金秀有面瘫，她的嘴歪了，一只眼睛耷拉着，得用手指才能掰开。吃一口粽子，李金秀崩落了三颗牙。为了能应聘洗碗工，她将头发染成黑色。李金秀还有焦虑症。
李金秀和邬霞曾经在同一个工厂打工。邬霞那时14岁，年纪太小进不了厂，借了旁人的身份证改成20岁；她那时37岁，年纪又太大，于是将年龄改成了27。母女俩相差7岁，人们以为她们是姐妹。
指导工阿利也跟妈妈认识，有一晚妈妈所在的4组不用加班，她对妈妈说：“你来帮你妹妹加班。”妈妈纠正道：“是我女儿。”阿利惊讶道：“天啊！”妈妈问：“我可以来替她加班吗？”阿利说：“可以。”
如此又过去二十年。已经衰老了的李金秀从厨房踱过来，端着一碗生地瓜让我们吃，生地瓜祛了皮，切成小块，像水果一样。她的背佝偻着，脸上扯出微笑，一种温和的强悍性情和深深倦意都刻在眼角。
李金秀用一只睁开的眼睛看向我。她说，打工一辈子，钱没挣着，人老了。你看我现在成了个什么样子。
1989年，邬家生活在一个叫潮水村的地方。一对夫妻，两个女儿，直到世事如潮水将他们冲向远方。最早来深圳的就是李金秀，农闲时，她用一根扁担，一头挑两个女儿，一头挑砖，一匹才三分钱。当亲戚从深圳拍来电报，告诉她可以进厂时，她毫不犹豫地出发了。走的那天是夜里，还是小孩子的邬霞和妹妹睡着了，她不敢叫醒她们，在伸手不见掌的黑夜中踉跄而出。两天两夜的火车，然后来到一个新世界。
在深圳，新世界凭空降临，旧世界也还未隐退。大片的稻田、鱼塘、荒山包围着工厂，进厂的路是乡间小道，如今的宝安区政府是稻田一片，而共乐社区，则是荔枝林。李金秀租在废弃的农民房里，第一晚点亮煤油灯，一颗死去的老鼠头在瞪着她。然后就进厂，那时候厂少人多，18-22岁，工厂只要最年轻的，报名的人还是多，那就考试，李金秀考过26个英文字母，考过一元一次方程组，考过应用题“怎么帮助犯错的同事”，虽然她只是想去工厂剪线头。晴天雨天，她辗转在进厂和找厂的路上：四海手袋厂、超旺塑胶厂、爱国制衣厂、致富电子厂……在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，无数人想要致富和超旺，而像李金秀这样的人，能依赖的只有汗水：白天七毛钱一个钟，晚上八毛钱。而这也没有那么容易。李金秀亲眼看到两个门卫将一个没戴厂牌的女工按在花圃里。在四海手袋厂，一个工友，扣除住宿、工衣、各类明目的罚款，第一个月只领了四毛钱，他去厂外买了一节甘蔗，吃完了工资也完了。超旺塑胶厂没几个月就倒闭，暂住证失效，工人们无处可去，又害怕治安队员巡检，只好躲去了一栋高楼的楼顶。在夜晚的高楼，一片漆黑之中，李金秀看见了深圳湾的霓虹闪耀，与自己身处的仿佛两个世界。
1993年7月16日，李金秀记得好清楚，她进入了日资的高松制衣厂。第一个月领到172块钱，2块做寄费，150块寄回家作两个女儿的学费，她只留了20块钱自用。李金秀从不吃早饭。然后，先是邬霞来了，再是丈夫来了，最后小女儿也来了。一家人都进了厂。得知女儿不想再读书的那天晚上，她哭了一整晚。
在工厂，邬霞开始写作。大姑听说后，在电话中对李金秀说，她什么文化，还写小说，脑子有没有问题？但李金秀支持女儿，写作也是为了这个家，谁又想真的当一辈子工人呢？她说，你拼命写。第一次投稿失败，她说，你再写一篇。为了给女儿腾出时间，李金秀帮她洗衣服，旁人问，为什么不让你女儿自己洗，她一笑了之。
邬霞满18岁这一年，终于受不了离开了高松厂。下一个来的是不满16岁的小女儿，她总是哭着上班，没几年也偷偷辞工，不敢告诉妈妈。只有李金秀一个人留了下来，在高松厂，她干了17年。她听说，日本老板在本国请1个工人，在深圳可以请19个。这就是高松厂的机器一直轰鸣的奥秘。但廉价的劳力总有耗尽的一天，2009年，日本老板将工厂搬去了越南，厂子倒闭了。李金秀这一年52岁，因为常年站在流水线旁，脚底生了厚厚一层茧子，得用剪刀剪掉。和相熟的工友去照相馆拍照留念，那时她还不知道未来的日子将更加艰难，她挺直着腰板，脸上竟有些释然的笑意。只是当知道因为厂子倒闭，刚交九年的社保不得不断缴时，她才气得哭了一会儿。
下了班，我迫不及待地走出厂门，一眼就看到了妹妹。我跑上去紧紧地抱住她，泪水立刻涌了出来，着急地问：“你为什么要出来？为什么要出来？”一想到她要跟我一样做苦工，瞬间觉得天塌地陷。
这天下午，邬霞的妹妹邬丽推着婴儿车来了。她没坐公交也不打车，顶着37度的浓浓烈日在大马路上步行了二十分钟。越是想少晒点太阳，她就走得越快，越是走得越快，喉咙就越冒烟，而宝宝也晒得越红。直到她拐进了共乐社区阴凉的小巷里。
她从婴儿车的置物架上端出自己炖的萝卜排骨汤。和妈妈说，我钱也拿不到，气死了。老板天天都跟你说，好，这周这周，好，明天明天，永远是这么讲。
邬家对于到访者已经见怪不怪，邬丽转过头跟我解释，疫情中，她在一家创业公司做人事，但疫情中创业很难称得上一个好主意。那时她刚怀孕，9号去医院检查，10号老板就通知，要降薪，降一半。她从人事岗被调去做市场经理，搞销售，但问题是，公司的创新产品直到倒闭都没研发出来。从去年拖到今年，即使工资降到离谱，老板也早就发不出了。她被欠了五六万，老板态度好，欠的钱都认，就是没有。有了这笔钱，她就可以给大儿子交学费，大儿子上不了公立高中，私立高中一学年就要七万，去年她已经欠了四万。今年的交费时间又要到了。
邬丽说，像她们这样的，在深圳不能叫打拼，只能算苦苦挣扎。她的姐姐在旁边表示同意。
两姐妹只相差两岁。邬霞爱看书，邬丽一看书就头疼；邬霞土豆丝都切地费劲，邬丽能做一大桌菜。曾经有一次，邬丽代替邬霞去领奖，一位颁奖领导没认出来，说，邬霞好像变开朗一点了。小时候，两姐妹喜欢一起坐在土屋的门槛上唱歌，当14岁的邬霞要离家远行，12岁的邬丽还什么都不明白，她一边跑一边开心的大叫“姐姐要打工喽！”等到一家人只剩了她一个，她被寄养在亲戚家，父母按时从深圳寄来生活费，她却因长个儿后没有新鞋，被抵烂了几个脚趾盖。那时候她总是哭，一个人的时候哭，听到妈妈生病了的时候也哭，她无心学习了，她只想去深圳。
在深圳，邬丽很快也进了厂，是一家玻璃厂。第一天，她跟随人流去工作，又跟随人流去食堂。午休时她发现自己无处可去了，工人们三两成群，她不敢上前说话，在厕所里躲了一个多小时。只做了两天，她就决定辞工。邬霞和妈妈在高松厂，爸爸在另一个厂做保安，她决定去找爸爸。她要坐公交车，还坐反了，差点开出深圳，辗转之余，等到下车，天已经黑了，她一个人走在僻静无人的小道上，那时候摩托党抢劫案频发，抢钱包抢首饰连工人们买的青菜都抢，她倒不觉得害怕，反而是爸爸大吃一惊。
和姐姐一样，邬丽也有着飞扬的想法。姐姐想写作，她想唱歌。那时候的工厂以及附近的商场，常常举办针对打工者的歌唱比赛，有时邬丽自己报名，有时邬霞帮她报名，她有一副好嗓子，每每得奖，奖品包括一种保健口服液（可能是商家广告），以及一只风铃。
邬丽在一家电子厂的流水线上贴标签，电子厂举办了歌唱大赛。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，邬霞和父母去听妹妹比赛，说是听，因为他们进不了厂，只能站在电子厂的铁门外。轮到邬丽唱歌了，她唱了一曲《我不想说》。后来才知道，由于邬丽唱的太好，负责放音乐的工友以为原声没消掉，邬丽一边唱，他一边拼命按遥控器。铁门外，邬霞听到了妹妹的歌声，她转头，发现李金秀泪流满面。
两姐妹都不想当普工了，她们一起去上打字班，要当文员。对于进厂打工的人，有时现实的极限就是一份同样在工厂，但可以坐办公室的工作。邬丽先成功，邬霞去应聘，老板考她把电脑插头插到主机上，她不会，插错了。人生就是难关重重。在当文员的工厂，邬丽遇见了第一任丈夫，老板的小舅子。邬霞劝妹妹，不要这么早结婚，结了婚就没法唱歌啦。但邬丽不听，19岁她就结婚，生下了第一个孩子。
两姐妹的前夫，在邬家各有简称，姐姐的叫“渣男”，妹妹的是“家暴男”。邬霞的前夫，媒人说他能赚钱，但事实是三十岁生日的时候他因为没钱饿得下不来床，他嗜赌，输掉了邬霞的奖金。他还出轨。最新一个证明他“渣”的例子是，他去学校找大女儿，临走时向她借了一块钱，因为他没钱给电动车充电。现在他重新进厂打螺丝了。而邬丽的前夫呢，邬霞说，工友看见他在工厂车间追打自己的妹妹。
如何理解两姐妹的婚姻？她们是那个时代数以千万计女工们困境的折射吗？很遗憾，我并未找到任何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。深圳当然是一座离婚率高企的城市，农民工的离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，但已有研究大都集中于两地分居的情形。邬家两姐妹当然运气不佳，不然也不会连逢恶人。但就像邬霞所说，工厂才是最封闭的地方。轰鸣的车间、永不止歇的流水线、日以继夜的加班，将她们困于其中。而即使住着十二人一间的拥挤宿舍，孤独与疲惫也常常难以遏止。在何伟的《甲骨文》里，深圳女工最爱听的电台广播是情感热线，在李金秀的记忆里，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工做梦都在叫着男朋友阿强的名字，而高松厂的女厕门上确乎有着女工们玩笑般的箴言：“上班匆匆，下班匆匆，不如回家找老公。”1993年，深圳一家玩具厂发生大火，丧生的80多名工人中，只有两名男工，其余都是女工。有时候，她们只是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。
离开工厂后，不像姐姐藏在家里，邬丽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。随着深圳“腾笼换鸟”，低端制造业退场，对于邬丽这样的厂妹，一个愈发庞杂的就业市场出现了。她去4S店卖过车、搞过人事，因为老板要提拔自己的外甥被换掉；她去一家制造ATM机的公司打过工，在商场站过柜台，还摆过地摊；她碰到过黑心老板，带着劳动局的工作人员上门讨薪都讨不到还差点被打；她卖过保险，第一份保单卖给了姐姐；创业公司变成欠薪公司后，她还试过直播唱歌。如果说她的挣扎不知疲倦，那困境就像气泡，她总是从一个飘进另一个。她有了新的丈夫，生下了新的孩子，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，但为了照顾婴孩，她无法再出去工作。钱钱钱，邬霞说，妹妹要被逼疯了。
时光倒退十年前，纪录片《我的诗篇》摄制组要来拍摄新一代的打工作家邬霞。那是他们一家人第一次出现在聚光灯下。邬丽对姐姐说，他们是来拯救我们的吗？她差点哭了出来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但又觉得好运就要来了。
没了工厂，断指、工伤、职业病、劳动纠纷也不会再有。工厂里涌现的老板、歌手、作家、诗人等，这些都将不复存在。如果不再需要工人，也就不会再有许立志笔下流水线上的兵马俑。
走出共乐社区，是一个十字路口，这一边是犬牙交错的城中村，另一边已经高楼林立，有高层公寓、shopping mall，还有大酒店，是最标准的大都市面貌。小步快走，过了车流轰隆的宽阔马路，右转，经过李金秀曾经洗碗的砂锅粥店，左转，一条支路斜斜向上，叫铁仔路。邬霞说，这就是过去的工厂路。第一次来深圳，她就是沿着这条路去找她的母亲。
路两边曾经许多工厂。纸品厂、塑胶厂、制衣厂、电子厂等等，穿着天蓝色工衣的打工仔打工妹、一辆接一辆的货柜车，随着厂门开启吞吐往复，想象当年的热闹景象，如今的铁仔路几乎要用安静来形容。右手边的峻业厂早已消失不见，厂房都被铲平，如今成了朗峻广场，几栋全玻璃钢的异形建筑坐落其中，像垒起的俄罗斯方块，取名数字创新港，看起来就是写字楼，但不知是尚未启用还是空置率太高，门前冷冷清清。往前走，塑胶厂也不见了。第一天来深圳时，因为妈妈还未下班，她待在工厂里的亲戚宿舍，如今那成了几栋高层公寓。再往前，是原来的运通厂，如今又成了一个广场，高耸着商住一体的建筑群，上有巨大的“旺铺招租”广告，还有一个孤零零的喷泉。邬霞说，这条街过去有许多服务打工一族的快餐店，随着工厂消失，都歇业了。铁仔路上曾经有一个照相馆，放工之后她们常去拍照，离这不远，还有一个小邮局，当年她就是怀抱稿件去那里投寄，它们全都消失无踪。
然后，我们就来到了高松厂：低矮的院墙围起来的，几栋破败的黄色小楼。敞开的铁门上一块白纸板，手写“厂房招租”。说实话，听邬霞的描述，我原以为高松厂是一个如同富士康般的庞然大物，至不济也应该占地广阔。没想到要用不起眼来形容。铁仔路这一侧是一分厂二分厂，另一侧是三分厂，老板专门修建了一座过街天桥，但铁仔路并不宽，过街天桥也就有几分袖珍。天桥是全封闭的，进出口都在工厂内部，就像一条甬道，上有几个狭小的窗户，看起来更像碉堡的射击孔。这么设计的原因，是老板担心工人偷拿车间的成衣，从天桥上扔下去，搞里应外合。如今，入口处一把大锁，天桥早已废弃。
高松厂并非空无一人，反而有些满满当当。原来的厂房一部分租给了快递公司，快递车就停在楼前。还有一部分厂房，也有新的公司入驻。一块黄色的“深圳市某某有限公司”的广告牌挂在一楼，缺省处是因为真的被撕掉了。我们走进左侧的二车间，那是过去邬霞上工的地方。这栋楼的外立面破了一个大洞，简直可让小汽车穿行。如今这里也有一个工厂，我们上到二楼，一个工人拖着推车轰隆隆穿过阴暗的走廊，仿佛来自时光黑洞。邬霞说，这都是一些只有一二十人的小厂，再不复往日高松厂千人出工的盛况。另一个今非昔比的证据是，工人们都不穿工衣了。
我们绕到厂房背后的宿舍楼。当年排队打热水的锅炉变成了一堆废铜烂铁。每一层的阳台上挂满五颜六色的衣服，确乎没有工衣。宿舍已经对外出租，楼底停放着好几辆诸如烤鱿鱼、烤冷面的小车。邬霞说，她原先就住五楼。那时她喜欢穿露肩的吊带裙，妈妈不让，她们老是为此争吵，有次一气之下，她将所有吊带裙从五楼扔下去，吊带裙在空中飞扬，简直要飞了起来，倒是妈妈，又着急忙慌跑下去捡。
站在高松厂的遗迹之中，你很难不回忆过往，而一切都烟消云散，回忆也就如玩笑般失去重量。2008年，邬霞在深圳《打工文学周刊》创刊号上，发表诗歌《吊带裙》：一个熨烫成衣的女工，那是她的自述诗。下一年，深圳工人成为美国《时代》杂志的“年度人物”，推荐语是这么写的：中国经济顺利实现“保八”，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，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，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。然后又是一年过去，“世界大会”在深圳举办，千百个竞争作品中，一个普通打工妹骄傲的口号脱颖而出：“深圳，与世界没有距离。”当时的总结是，这反映了特区劳务工的视野扩大到了世界。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美好生活的梦。
而那段烈火烹油的日子，也被誉为深圳手外科的“黄金年代”。一位深圳的手外科医生，在出席联合国劳工问题论坛时，说他10年里做过大约4000例断指再植，相当于每天一例。说者神情平静，闻者无不诧异。当年的珠三角，工厂的机器每年要切断4万根手指，深圳的医生们操作了全中国最多的断指再植手术：按照手术难度，可分为指尖被削去、手指被卷成数段，又或者双手十指离断。
这就是工厂时代的“打工”，工人不是与机器一起工作，而是成为机器的一部分，你可以形容他们是螺丝是齿轮是机械臂，或者任何冰冷可供驱动之物，机器不知疲倦，他们也要不知疲倦，直到鲜血迸溅，才能回复血肉之躯。在《中国女工》一书中，车间管理者给痛经的女工发不知名的止痛药片，防止她们离开身边的机器。疲惫的女工在夜晚尖叫醒来，因为人毕竟不是齿轮不是螺丝不是机械臂，而是会做被机器吞噬的梦。
这也可以理解，为何对一个曾经进厂打工的人，工厂唤起的记忆，都是关于恐惧、无助以及逃离的渴望。从14岁到18岁，一个小孩像大人那么做工，她哭了两百多次；深更半夜，所有人都睡了，她在冲凉房换上终于不是工衣的新裙，一个人转圈；她还试图跳下五楼的窗户。我们总要做些什么拯救自己，于是她开始写作，午饭后她匆匆跑过甬道般的天桥，凌晨两点她苦熬着不睡，都是为了写，每天她要密密麻麻写满八页纸。她写那些富家千金的故事，写那些不用做工还有人爱的人生。想象越是贫瘠，渴望也就越是强烈，因为最能激起一个人愤恨的，往往是他自己的命运。
邬霞试过一切办法逃离工厂。她去应聘文员，最后当上了仓库管理员；她购买了《剪报致富秘笈》，将报纸短章剪下寄给收录的文摘，心心念念以此赚钱；她和妹妹租下商场的柜台，但商场开张不久，承包方就卷款私逃；最后的希望放在写作上，她是打工作家了，被介绍去一位散文家的公司上班，第一件事是给散文家刷鞋。她抱着手稿去联系出版，对方说，要不给你介绍一个大款，至少四十岁。她说，我不漂亮。对方回，你也不丑。
如果说命运的转机曾经一度触手可及，那必是纪录电影的拍摄了，这场旨在发掘新一代“工人诗歌”的文化运动，恰逢蒸蒸日上三十年后，人们开始回望来时路——蓦然间大家发现，连打工人都实现了代际更替，而打工人的孩子们也在写诗了。
《我的诗篇》荣获上海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，她上了电视，参加了电影节如明星一般走红毯。
是的，在我拜访邬家这几天，邬霞的父亲邬发洲一直睡在里屋的床上。他饱受各种病痛的折磨，而十年前导致他自杀的重度抑郁依然没有远离，他满头白发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
当我们坐在客厅，无论李金秀还是邬霞，都放低声音，不想让他听见那些过去的事。她们说，邬发洲是一个温柔的人，他爱美又爱笑，当李金秀去往深圳，是他在家给两姐妹编辫子，他能用鹅镰刀拾掇出顶好的柴，而他穿着雪白的裤子挑粪桶，更是长久留在邬霞的记忆里。后来他也来了深圳，因为年纪大了没有一技之长，只能当保安或者清洁工，在一个对女工的需求超过男工的就业市场，邬发洲的工作并不好找，他常常被辞退，有时就只能待在家里，他为一家人做饭，是邬家厨艺最好的人。而疾病欺负穷困的人，去医院一检查，身患的疾病突然就高达了九种。当邬霞一次次失败，所有人都觉得她该重回工厂时，是她的父亲说，你就待在家写吧。
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晚上，李金秀说，她突然发现，丈夫不看电视，而是直直看着她。她问，你怎么一直看着我？丈夫说，夫妻之间，本来就是你看我我看你。第二天早上，邬发洲告诉妻子，他已经吃了老鼠药。她们立刻带他去医院。面对医生，他平静地说，医生，说来都好笑，我有糖尿病高血压胆结石脑梗塞，最近又失眠，非常痛苦。我家里条件不好，为了不拖累她们，我喝了老鼠药。
医生从邬发洲的胃里抽出了十多盆黑色的水。病危通知单也下了。他虚弱地叫妻子，金秀，秀。妻子不理。他去扶她的肩，说，不要气。李金秀哭着吼，不要碰我。
那是一段黑色的记忆，当她们焦急地送父亲去医院的时候，父亲悄悄牵了邬霞的手，对她说，对不起，幺儿。
这天下午，邬霞说，要给我找找当年的照片。邬家什么都不多，就是照片多。过去三十年，不像别的打工家庭常常天各一方，邬家人一直在一起。他们都爱拍照，无论穷富逆顺，一家人自己珍惜自己。照片证明时光已逝，又如解剖切片般凝固当时当刻，它提示着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变成无数碎片，从这个意义上，它对穷人和富人都一视同仁。
邬霞打开客厅一角的矮柜，从里面拖出几大包包得严严实实的袋子。这是李金秀的杰作，包得这么严实，是担心老鼠的进攻，而随着袋子被拖出，确实也有几颗老鼠屎翻了出来。
袋子一层层打开，照片倾倒而出，时光碎片铺满茶几。看见我们翻出了照片，放工回来的李金秀也坐了过来，饶有兴致地和我们一起翻检。
我看见了李金秀年轻时的样子，和现在判若两人。她身型苗条，穿一身白色套装，优雅地坐在草坪上，繁重的劳动还没有压垮她眼里的笑意，背后是深圳苍翠的棕榈树。我还看见了步步生风的邬发洲，他大步走在工厂的走廊上，确实如邬霞所说，年轻时的父亲有一张秀气的脸。李金秀说，就是在这个工厂，第一个月，丈夫只赚了八块钱。而照片背景里的那栋工厂宿舍楼，就是她现在洗碗的地方。
我还看见了两姐妹小时候的样子，一个七岁，一个五岁，稚气地站在老家的土屋前。有时候照片也能骗人，父母从深圳寄来照片，他们一人一套牛仔衣，站在高楼大厦前，气势勃勃让人神往，后来才知道，高楼大厦只是照相馆的布景。然后邬霞自己也来了深圳，她身量还未长开，站在镜头前，伸出细瘦的胳膊，就是一个孩子。在那家消失了的照相馆，一家人留下许多影像，他们有时是笑着的，有时又一脸严肃，邬发洲有次还拿了把吉他，大概是照相师的创意。1998年、1999年、2000年，他们拍下新年留影，然后是邬霞18岁生日留念，她已经高过了母亲。妹妹也来了，有一张她在工厂当文员时的照片，抓拍了她抬起头的一瞬间，淡淡的眉眼下，青春的气息仿佛要逼退镜头。
邬霞翻出了当年高松厂包装部的女工合影，她和母亲靠在一起，就在第一排。李金秀说，照片上的女工们后来都散入四面八方，不知去向。邬霞记得一个女工，当年自己剪不完线头，她剪完了就来帮自己，但名字她忘了。合影中有唯一一个男性，是包装部的经理。邬霞说，他姓黄，绰号黄狗，因为他总打女工的主意。而他掌握的权力，只是能指定谁可以多坐一会儿。一个女工逢周末去给他洗蚊帐洗被子，但黄狗早已结婚，女工最后只是黯然离厂，嫁回了老家的山村。
随着照片被翻出来的，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。有一家人的暂住证、就业证，在不同工厂的工作证，宝安区签发的临时工劳动手册。在李金秀的一张入厂证上，手写的出生年月，1958年的“5”确乎被小心翼翼改成了“6”。还有一封泛黄的老家来信，1999年2月23日，信里面，亲戚让父亲放心：你的田土今年我们是种着的，不会让生产队收走的，你们也不会饿死的。
而他们终于也没有回去四川老家。照片越聚越多，时光在其中飞逝，两姐妹都长大了，父母也老了。邬发洲胖了又瘦，一家人为他庆祝60岁的生日，他出院了；皱纹爬满李金秀的脸，纪录片摄制组要来家里拍摄那天，她开心地去烫了头发；一家人再次合照的时候，邬家出现了第三代，邬霞有了两个女儿，照片里她们先是婴孩，然后慢慢长大；邬丽有了十八岁的大儿子，寒暑假他都去餐厅打工。有一次在商场，邬丽看见三个男孩在商场餐厅围炉火锅，她告诉姐姐，他们和自己的儿子差不多大，但人家条件好，约上同学吃饭，而她的儿子端着蘑菇，地上一滑，跪在地上。
“好多次，我心里好恨自己。我不是跟他们说一定要成功吗，为什么就是成功不了。”李金秀上班去了，照片被重新打包收拢，我和邬霞坐在客厅，两个女儿在里屋玩手机，父亲也昏睡着，客厅里安静极了。邬霞说，她不是没努力过。
只是写作不能改变她的命运。至少，打工文学带不来钱。还是好多年前，在一次打工作家的聚会上，一位声名赫赫的打工作家就说，他们一个比一个穷，她决定去做生意。那是另一个传奇故事了，这位曾经被评为深圳“20年20人”的打工作家，弃文从商，生意越做越大，她所有的梦都实现了，代价是因非法集资锒铛入狱。但即使认清了这一点，邬霞又能做什么呢？她学过烤鱿鱼、铁板烧；有人要带她去香港卖奶粉赚大钱；一个文友让她贷款十万理财，还有一个教她办几张信用卡来回倒；她试过拉群带货，但拉来的文友不仅穷还无聊，在群里发算命链接；她也试过直播唱歌，两个小时分账0.7元。
只剩下写了。她被介绍去一家公司当写手，给老板们写传记。对方说，知道她是才女，拿到的料都给她写，人家拿两万，她拿一千。一位富裕的文学爱好者，只图名不图利，提议她给自己代写一本，稿费归她，邬霞觉得是个好主意，但文学爱好者人忙事多，好像把这事给忘了。到第三本书出版的时候，出版社让她签两千本签名本，她自购完10支金色签字笔，银行卡里只剩100.99元。
还有人给她介绍过商机，和人假结婚，给她五万，对方能多出一个购房指标。但她社保年限不够，提议再等等，如今房市下行，这样的好事也成了昨日黄花。她抱着牺牲的态度去相亲一个老头，和李金秀一个年纪。但老头没看上她，说她没一点精神。老头还问她，你怎么就不能继续打工呢？
“我想过，但还是……好像没有勇气再去打工了。”邬霞淡淡地说。她曾经拼尽一切，就为了逃离工厂，逃离打工的痛苦，她以为文学可以帮助她，但文学不可以，她失败了，但她并不后悔。你可以感受到，前半生的打工生涯带给她的恐惧，从14岁到41岁，那种恐惧像怪兽一般盘踞心底。她经历过，也看见了打工带给邬家每个人的痛苦，她的母亲有一双变形的手，她的父亲被扇过耳光，而妹妹在不得不再次打工的时候，对她说，姐，我害怕。一想到工厂，身体里每一颗细胞都在对她喊，快跑，快跑！后来的岁月，她只是希望藏得越深越好。工厂都消失了，她的恐惧还没有消失。
嗯，她点点头。过去有人劝她，应该继续去不同的工厂做工，这样才能丰富她的经历，拥有更多的素材写出更好的作品。她知道这是对的，但就是做不到。
她就像进入了一条死胡同，工厂消失了，写作看不到出路，而零工时代的清洁工、护理工、小时工、外卖员她也通通不要做，她只是顽固的留在原地。她知道许多人在冷眼看她。为啥不去打工？不像许许多多曾经的、当下的打工作家一样？某种意义上，“认清现实”，是这个世界最残酷的一句话，而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承认这一点，这也是一种能力，不然就无以保持“体面的退场”。但漫长的前半生之后，邬霞不想再拥有这种能力了。她看着我，说只有母亲，只有母亲，没有一点其他人可以评判她。她的眼神诚实得就像一只困兽。
“这些人都没有资格来数落我，我拖累了我父母，只有我妈妈，她才有资格。我没有吃你的用你的，没有找你借一分钱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？我天天在写稿，哪怕没挣到一分钱，我也是在努力啊。我不是没努力过，我不是在好吃懒做。”
她不得不为自己的“任性”付出代价。最近妈妈在餐厅扭伤了腰，不能再捡垃圾，餐厅经理只是说，下次别这样了。仿佛错的是她一样。而大女儿有一次就说，妈妈你去工作吧，不然同学问我你在哪里上班我怎么回答？小女儿在一旁出主意，你就说是医生！但大女儿不依不饶，难道我跟他们说我妈妈是窝囊废，天天在家里打电脑。倒是妹妹说，妈妈告诉她，邬霞出书了，她内心还是骄傲的。
但出书有什么用呢。她那300万字的手稿都不知去向。好多年前，她把手稿交给了一个文友，对方告诉她会捐去异地的打工博物馆。她想象过自己的手稿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情形，卷起边的白纸本，密密麻麻的字，她想不知别人看了作何感想。但后来才知道，就没有这样的博物馆，文友只是把她的手稿放在家里，然后，不见了。
现在，作家邬霞在参加自考，《系统集成工程管理》，她要当工程师。好厚一本书，她天天看，越看越不会。有了工程师证书，落户深籍就有了资格。她有两次考试机会，第一次已经考砸了，大女儿明年就上初中，没有户籍只能上私立中学，她还剩一次机会。
一切只能如此了。人生就是这样无可逃避，不得解脱。并不是所有的难题都能解决，所有的代价都能偿还。在深圳这座特大城市，邬家人生活了三十年，工厂出现了，工厂又消失了，而那些遗憾、痛苦、不甘、难以痊愈的创痕从未放过他们。只是时光短暂，一家人还在一起。
9月下旬，邬发洲又住院了。他说，我真是个大祸害。一家人轮流去照护，李金秀晚上下班了去陪床，邬霞早上送两个女儿上学后去接班。邬丽每天在家做好了饭送来。有一天，邬霞去楼下接饭，妹妹从阴影里闪出来放声大哭。她们安慰彼此。邬霞收到了《北京文学》发来的稿费615元。在邬家三十年困窘不安的生活中，这样的波折也是常有之事。他们总是幸存下来。二十多天后，邬发洲出院。回到共乐社区，李金秀将瘦小的丈夫放在小推车上，拉着他走向巷子里的家。邬霞用旧手机拍下了两个老人的背影，一个佝偻着，一个蜷缩着。照片如此残酷，奇怪的是，却莫名有一点点温馨，大概是因为，在寸寸消失的光阴中，这是证明一家人真切存在的，新的时光碎片。